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新余罗坊做了一个大型的农村调查——《兴国调查》。毛泽东为什么没在兴国县开展实地调查呢？这和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息息相关。
1930年10月上旬，红军占领吉安后，“立三路线”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口号，下令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进攻南昌、武汉，让仅4万人两万支枪的红一方面军攻打江西省会南昌。此时蒋介石已经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纠集10万大军从南昌南下，红白两支大军将在樟树、清江一带迎头相撞。
中国革命往何处去？毛泽东提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江西新余罗坊的陈家闹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和军以上负责人，以及江西省地方党组织、省苏维埃负责人等2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红军北上攻打南昌、九江，还是诱敌深入苏区腹地开展反“围剿”战争。会议从1930年10月25日起，开到11月1日止。
在繁忙的罗坊会议间隙，精力充沛的毛泽东忙里偷闲，挤出时间选了兴国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8位农民，作了一个大型的调查——《八个家庭的观察》，即《兴国调查》。
毛泽东选择兴国县永丰区的8位农民作调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兴国县土地法》制订实施以后，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革命热情高涨。为了解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毛泽东选择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的兴国县永丰区。毛泽东认为“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
当时，兴国县永丰区700多农民参加的红军预备队，从兴国步行13天到达新余罗坊镇。一天早操时，工作人员选了傅济庭、温奉章等8位队员，告诉他们：毛委员要请他们开会。
毛泽东选择的8位调查对象，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中间有帐房先生钟得五、教书先生陈北平、风水先生陈侦山；屠工傅济庭、泥瓦工雷汉香、爆竹工黄大春；小商人李昌英和雇农温奉章。他们在区、乡苏维埃政府中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在红军预备队里也是营连级干部。他们既是社会的各个阶层，更是兴国县乡村土地革命的领头人，对分田分地的情况非常熟悉。
调查会开始时，他们并不理解调查的意义，心情忐忑不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话。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兴国调查》会并不轻松。毛泽东回忆说：“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
在国共两党大军决战的前夜，在讨论军事策略的关键军事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找几个农民做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调查呢？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回复了党内同志的这个疑问：“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这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所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有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原来，在大决战前夜，在讨论军事策略期间，毛泽东在探寻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他通过兴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参加《兴国调查》的8位兴国农民中，有6位成为了烈士。
